外人

一位社會系的教授，在研究法的課上指定慰安婦的議題作為作業，遭到學生抨擊。據教授指出，該名學生表示：「我光想像就覺得讓我全身不舒服，你身為男性不明白，擁有女性身體的我，當看到同樣擁有女性身體的人被性侵，我實在無法用一種單純分析的眼光去看待他，我只覺得渾身不舒服，女性的身體被男性玩弄於股掌的惡劣。」認為教授不該要求學生閱讀慰安婦的訪談資料並做出質化分析的報告。

教授對此的辯解大致上是認為，第一，關心弱勢就必須能夠直視其苦難；第二，同理心經過培養後，能夠拿來理解與自己相區隔的他人經驗，冷靜分析、並探求改變的方式。然而，這位同學仍然堅持，教授所謂的同理心僅為假性的認知，男人就不可能理解女人面對強暴的恐懼。

正好桶彤對研究方法或方法論也小有涉獵，看到這則貼文不禁有些見獵心喜。

我看了大部分對此文的評論，主要都是集中在「直視其苦難是否有其必要」這件事。然而，桶彤覺得，兩人真正刀光劍影的部份，其實應該是「同理心是否可能」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教授除了放任各說各話與較為情緒性的發言之外，也沒有真的提出確實的理據來支持自己、反駁他人。

這其實蠻可惜的。

研究方法的有趣之處，同時也是它的尷尬之處，就是說，你還不知道真理在哪裡、長什麼樣子，就必須指出一條可以通往真理的道路。也因此，所謂的研究方法，本質上是一個自我矛盾的東西，就算你沿著這條路找到了什麼，由於我們對於真理一無所知，我們還是不能肯定這到底是或不是我們要的終極答案。所以說，一種方法的優點，往往就是它的侷限之處，因為你選了一條路，就代表著其他的「候選真理」被你自始的屏蔽掉了：盯著一樣東西看，比起所看到的，你沒看到本來就要多得多。

拿「直視苦難」來說，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讀過禮記「君子遠庖廚」這個說法？以仁愛為號召的儒家，公然主張要大家不要直視苦難。為什麼？依照孟子的說法，長期面對血腥的情景，容易使人對血腥麻木，對仁心的養成是有阻礙的。這個說法，大概就如同婦產科醫生之於陰道、醫學研究者之於鼠頭鍘一樣，有其一定的說服力，也很明顯的與教授的說法相衝突。

此外，直視「苦難」，對於分析問題、改變社會究竟是助力、還是阻力，也不是可以那麼理直氣壯的遽下結論。別的不說，把慰安婦先貼上弱勢的標籤，把研究先附加上關懷弱勢的使命，首先就必須面對研究是否中立的質疑。人文關懷是重要的，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容許偏見。

而「同理心是否可能」，更是質化研究中不能迴避的致命問題。如果同理心不可能、如果一個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另一個人的理解、感受另一個人的感受，質化研究跟拿虛構的小說來研究根本沒有太大的差別。

這還是口述者與觀察者之間的斷裂，如果更深入的探討，口述者阿滿與口述者罔市之間的斷裂，也是不容隨便帶過的。當教授要求學生要「在看似雜亂無章的現象中，將相近事物歸為同一個範疇，找出範疇與範疇的關聯，從關連中發展出命題式的陳述來回答研究問題」時，如果同理心不可能、或至少在某個精準度上不可能時，隨便將阿滿與罔市拉在一起、建立關聯性的作法，根本是沒有意義的，他們雞同鴨講、各自的生命經驗與感受，根本不能僅僅因為一個慰安婦的大帽子扣下來就加以通約、當作是類似的東西。

指出一個事物內在的問題，並不必然意味著反對這樣事物，因此桶彤認為，與其流於情緒性的指控學生自以為是，這個事件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機會，誠實且冷眼的告訴學生這種質化研究方法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與其侷限：它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得到了什麼、犧牲了什麼，解決了什麼問題、又惹起了什麼問題，以上這些，其實都可以做非常嚴肅且有意義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