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

初看電影「紅色情深」時，我還是個大學法律系的學生。電影中，老法官竊聽著鄰居的電話，退休前，法庭上的兩造都在騙他，退休後，他希望知道事情的真相，竊聽成為他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我們往往都以為「事實」擁有強大的魔力，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掃除所有的疑問，但在導演的鏡頭下，呈現了「事實」的另一種樣貌：和樂的三口之家背後，男主人和男友偷情；老太太向女兒抱怨身體不適冰箱沒東西吃，女兒拆穿媽媽的慣用技倆，不再相信、不再去探望媽媽......。謊言比事實更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事實是醜陋的、事實惹起更多問題、事實使我們虛耗、使我們原地踏步。你知道一切，你無能為力。

然而，到底什麼是事實、什麼是真相？眾口一詞就是真相嗎？真相隨時準備好被我們發現、我們隨時也準備好可以發現真相嗎？

日本有件著名的「三億元搶奪事件」：兇手騎著偽裝的警用機車攔下運鈔車，告訴保全車子被裝炸彈，保全發現車子底部開始冒煙，連忙棄車，兇手立馬把運鈔車開走，第一時間保全還為兇手英勇的行為喝采。這件日本史上金額最大的搶案，至今仍未破案。不但真兇是誰不知道，被搶的鈔票也一張都沒有外流。倒是在時效經過之後，一大堆想紅、想打書、想搭便車的人搶著認罪，但最終也都證明不是真正的犯人。不過也還好當時並沒有破案，如果當時破了案，日本裁判所可就傷腦筋了，因為從案件事實來看，有可能最後只能以「竊盜」、而不是大家直觀認為的強盜論罪，這可能也會嚴重的傷害「人民的法律感情」。

這個號稱「完美犯罪」的案件手法非常值得一提，有別於一般的案件，真兇不但沒有清理現場，反而故意在現場留下了高達120件以上的物品，當時的日本警方因此信心滿滿，認為案件不難破，但有限的時間與警力，最終就消耗在無窮無盡的無頭跡證與只能沾上一點邊的嫌疑犯上。本案的嫌疑犯高達11萬人，最終鎖定了一名19歲的不良少年，沒多久少年就以當警察的父親所購買的氰化鉀自殺，自殺後在運鈔車保全眾口一詞的指認下被當作真兇，但在偵查的最後階段，日本警方還是正式的排除了少年涉案的可能性。

調查此案的過程中，也發生了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情事。由於警方向媒體洩漏了某位嫌疑人的涉案程度很高，媒體於是大肆報導，警方怕他逃亡只能加以羈押，但因為除了長得像、熟悉環境、血型對、心理狀態與犯人相似之外沒有任何證據，嫌犯在隔天獲釋。之後嫌犯因此失去了工作，並持續在職場中受到偏見與歧視，最終以自殺收場。

這個三億元的搶案，最後在公訴時效內的七年間耗費了九億日元來偵查、造成兩名警察過勞死、大量的「嫌犯」通過媒體的報導而染上污名。但三億元的被盜金額，透過保險與再保險的機制，實質上被害者（銀行）的損害金額是零，甚至日本國內的損害金額，也是零。為此，日本民歌歌手高田渡作了一首「三億元強奪事件之歌」來諷刺日本警視聽的蠻橫與無能、小人物的倒楣與無奈，歌頌這個輕輕鬆鬆讓整個社會的偽善現形無名小卒。這首歌曲，後來遭到日本政府查禁。

犯罪本身的真相已死，而犯罪或追查犯罪所暴露出的人間百態，往往才是我們真正能接觸的活生生的真實。

我念法研所時很醉心於這樣的一種說法，也曾經以此觀點寫過幾篇「參考書目九成都不是法律書籍的法律報告」，當然，當時的作法並不受到教授的青睞，我自己現在也並不持這樣的立場，不過，我並不認為我當時的想法錯了，我甚至很慶幸我曾經有過這樣的自我訓練：訓練自己把所謂的真相，還原成一堆不知所云毫無頭緒的資料海、挖出一堆利益衝突者的不負責任臆測，無助地面對自己能力的極限，而非為了要有答案而簡化題目。就如同日本警方畢竟處理了嫌犯遺留在現場的全部120件物品一樣，我們要追求「真相」，就不能不把老天爺撒出來的東西完整的檢查過一遍，哪怕這只是他故布疑陣。

追求真相，與追求答案，不是同一件事。

也就是體認到人的時間、能力是有限的，對於法律訴訟採取「兩造」這樣的模式才能慢慢釋懷。年紀大一點之後，我偏好擺明了騙我的真小人，而不是信誓旦旦的真君子。還記得周星馳威龍闖天關裡面那位老邁昏庸、人云亦云的法官嗎？那不是法官，那就是你、那就是我。為了尋求真實，我們需要偏見彼此狗咬狗；為了尋求真實，我們需要忍辱蟄伏在鳳來樓；為了尋求真實，我們甚至需要一個會嫖妓的皇帝。

為了尋求真實，我們唯一不需要的，就是真實。

我後來也才知道，真相來真相去的電影「紅色情深」要談的也不是真相，而是紅色，法國國旗中的紅色，也就是「博愛」。